著名书法家方介堪

　　方介堪（1901—1987），篆刻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全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日兰亭书会名誉顾问。原名文榘，字宣浙，号介庵。后改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别署玉篆楼。祖上世居泰顺，威同问祖父中秀才后，举家迁到温州。父冠英，写得一手董其昌的行楷，民国初年，在五马街经营字画。方介堪生来性近翰墨，少时跟父亲写字刻印。
　　方介堪学习篆刻，先从浙派入手。经五六年暗中摸索，居然已具老苍之趣，开始在温州初露头角。那时温州篆刻首推叶鸿翰（墨卿）和谢磊明（烈珊）。叶以刻印为业，主浙派方硬剥蚀；谢业馀操刀，宗徐三庚，啊娜姿媚，风格截然不同。谢磊明经营实业，家资丰盈，收藏历代碑帖印谱甚多。他见方介堪年轻好学，就招方介堪为弟子。白天仍在店里刻印谋生，晚间到他家整理藏品，为他刻印以供玩赏和应酬之需。方介堪在谢家六年，眼界大开，又由谢氏指导学徐三庚，后来又转向吴让之和汉印。这期间，代谢氏刻了数千方闲章，篆法刀法章法练得烂熟。为他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春，方介堪随吕文起（渭英）到上海，这一年他26 岁。吕氏先后将他介绍给福建名土易熹及自己同科举人赵叔孺。初一见面，易，赵二人对这个青年印作的雍容大度和娴熟技法惊叹不已。赵氏当时在上海很负盛名，就将方介堪列为弟子，并将他推荐给上海西泠印社，任该社木版部主任，并经常由方介堪代为镌刻数以百计的印章索求。不久，方介堪去拜谒吴昌硕，吴昌硕认真看了他的印作后，当着众多艺术界名家和弟子的面，说自己50岁以后才走吴让之篆刻的路子，到现在还没有刻好，而方介堪还不到30岁，已经比他刻好得多了。此后，又在不同场合称赞方介堪“才资高远，后生可畏”。艺术大师出自真诚的赞赏，震撼艺坛。刘海粟闻名，诚聘方介堪为上海美专金石教授。此后，方介堪不仅是经亨颐、何香凝等人“寒之友”社的中坚，还同金石书画界元老名流褚德彝、曾农髯、黄宾虹、丁辅之、王福厂、高野侯、楼辛壶、郑午昌，及潘天寿、林散之、谢稚柳、唐云等人，都有交往。其中与张大干的友谊最深，交情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一起受聘为上海艺专教授和 1929、 1937年第一、第二届全国美展审查委员，并于1937年春节在北京举办“张大千方介堪金石书画联展”，旋即不远千里同游雁荡。这十年间，方介堪利用良好的环境，在书法、绘画和诗文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提高，成为擅长篆刻又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几年间还连续出版了几部印谱，和古代玉质印章专集《古玉印汇》，钩摹完成并初步编定大型古文字工具书《玺印文综》。抗战期间，他回到温州，在饱尝了沦陷离乱的困苦，又经历了中年丧妻之痛，惟悴不堪。抗战胜利，他应约到上海会晤张大千，很快恢复了艺术活力，并在次年以精湛的几方印作，获得为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举办的全国美展一等奖。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任命方介堪为温州市丈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兼任温州市博物馆馆长，他热情投身地方文物工作，为收购、搜集、抢救流散在民间的文物，跋涉农村山区。温州博物馆能有现在藏品居全省第三位的规模，方介堪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埋没。应国家文化部之邀，他的作品先后两次选送日本展览。1963年，温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他兼任副主任，并为他没有创作室。他刻制了如毛泽东《词六首》。
　　《共产党员思想修养八则》等一批配合当时政治形势宣传的作品。同时还破例收几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为入室弟子，指导他们学习《说文解字》，从汉印入手学习篆刻。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毫无保守地传给他们，使不绝如缕的篆刻艺术后继有人。“文化大革命”不仅破碎了他的美好愿望，还把他作为温州文化界重点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连着抄家7次，多年收藏的书画被扫荡一空。“四人帮”粉碎后，他有幸以年迈古稀之人获得第二次解放。艺术成就也再一次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授予许多荣誉，出版了篆刻作品选集。文化部特地请他到北京颐和园休养创作，使他在中华民族振兴有望和安定繁荣的环境中，心情舒畅地倾力创作，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十年，为坎坷的一生划上完美的句号。
　　他的遗著《玺印文综》，在他逝世后不久出版发行。当地离别人世10周年的时候，颇具规模格局的“方介堪艺术馆”将对外开放。

方介堪一生中，几个重要的契机         方介堪(1901——1987)         人的一生中，往往会有几个重要的契机，对其后的发展有关键的推动或转折作用。每一契机，又往往有某一个或几个人，由于他们的各种作用而促成不同结果。在方介堪(1901—1987)的一生中，无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方老名岩，字介堪，以字行。晚号蝉园老人、晚香堂主，斋称玉篆楼。浙江永嘉人，今温州市。     天津《中国书画报》第100期，曾发表拙作《方介堪为郭尚斋治印》，摘录于下：     煨石章、白文“尚斋所得金石书画”八字，极似吴让之而益工巧。边款两行：“文榘为尚斋先生作。”     此印余得于嘉兴。当时只知为嘉兴金石书画世家郭氏之遗物，不知作者伊谁。1973年春，余适以会议趋温州，遂怀七八方印往，盖将向玉篆楼主人方介堪请教也。方老系旧识，蒙彼不弃，早与印迷订忘年交焉。晴窗论印，其乐何极。见到此印时，方老脸色瞬息数变，先以惊，继以喜，后又叹，感慨无尽也。     方老问予日：“汝不知此印何人所作，是耶?”余颌之。彼笑而自指日：“此乃本人所作也。当时，子刚到上海，尚未改今名。此印之主人，系金石书画全能，且有名于沪。      此印实我呕心沥血之作，故印象极深。”谈及初见此印时，何以有惊喜之容时，彼称：“一则，不意此印尚存。因知抗战时新●大火，郭氏宅第夷为平地，此印自分不复见矣。      今又入手，不啻历劫重逢，喜出望外也。二则，此印原石为封门佳冻，质地甚佳。经火煨后，不意变成古玉之鸡骨白，晶莹可爱，较未煨前尤出色。从来煨石难免丑恶，独此反似超凡入圣，真万中难以得一也。”      方老嘱将此印留下，彼当精拓以入谱，并示生徒。故余两日后再往，方老以一篆联为报，此则轮到印迷喜出望外矣。     方老之玉篆楼，此番已是第三次登临。是日彼之兴趣特 高，源源本本告以半生梗概。其父冠英公，幼而颖悟。未尝进学，而能以书法见重于时。方老为公之独子，故于书画宿具根基。12岁即开始习印。原从钱庄学艺，而满师之后因市场不景气，竟至无从就业。无奈，遂于闹市五马街鬻印自赡。谢磊明先生见而奇之，招至其家，尽出所藏印谱，使钩摹并临刻玺印，时加指点，艺益猛晋。     应该补充一下，磊明为谢光之字，后以字行。谢氏与方介堪都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但比方老年长17岁。谢氏和方老不同，出身于永嘉世家，是富甲一乡的名士。谢氏的收藏极为丰富，玺印、印谱、金石、碑帖、书画、图书等无不精妙。且谢光不但为人豪爽，肯将藏品令识者观赏，并非“秘藏”者流；而且极有眼光，一见方老的印作即认为是可造之材，可谓印界的伯乐。方老是22岁认识谢光的。其时，谢氏早已在印学界有相当地位。虽不必以印为业，但也常应各方友朋之求。不久，方老即接受谢氏之邀请，进入谢府助彼整理典籍及钩摹印谱、碑版等。由于谢府的大量收藏，又兼谢氏的教导有方，使方老内在的才赋突飞猛进。三年以后，已经卓然不群了。其间，方老曾为谢氏代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年，我受陆师维钊之托访问中山大学温州籍教授王季思时，曾告知这一点。在王氏所撰《白鹃楼印蜕》中，也有“介堪与其朝夕相处，并与摩挲鉴赏，且师事之，磊明为友朋酬应之作或假手焉”的记载。     方介堪一生中的第二个契机，是于1926年春随邑绅吕文起前往上海。吕氏是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福州知府，民国中弃官经商，曾为温州商会会长。由于到了上海，方老接着又有了三个机遇。因为他以印为特长，从生活着眼，自然首先进入这一领域谋生。那时，吴隐(石潜)在上海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办出版事业，方老即加入吴隐的麾下，任西泠印社出版部主任。这样，为方老结交沪杭两地的印人以及深研印学开了方便之门。     那时，赵叔孺(时桐)在沪上以金石书画名。赵氏系福州人林颖叔的女婿，与吕文起自然相知。不久，经吕氏的引荐，方老就拜在赵氏的门下，继续深造。当时上海的印坛，吴昌硕和赵叔孺各成体系。若论社会影响，当然吴胜于赵。方老之所以择赵而从，完全是从金石书画的风格取决的。吴阳而动，赵与方均阴而静。秉性如此，强扭不佳。然而，方老和吴昌硕是有交往的，而且甚得吴氏的奖掖。兹续引拙作一段：“未几，终以温州一隅，难展鸿图，遂决心独闯上海，得请益于赵叔孺。因爱玉印之润洁无点尘，遂着意搜集，钩摹成《古玉印汇》一册行世，颇延时誉。马衡见其印存，赞曰：无一字无来历，表彰之者至矣。其时，白文印非玉印即吴让之印式。吴昌硕曾鼓励之：吾至30几岁始学吴让翁，而君年仅弱冠已至于斯，实非易致，孺子好自为之，必有大作为。”      1926年秋，方老又有了到上海以后的第三个机遇。由于他得到了刘海粟、黄宾虹的赏识，年未30即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及新华艺专、中国艺专等校的书法篆刻课教授，这真是个难得的异数。由于这些学校是我国最早的美术专科，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对我国现代的艺术领域有重要的作用。师因生而尊，方老的桃李遍植所受到的尊荣是无法形容的。浙江有一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郑仁山，其指画在抗战前就名驰海内外了，印章也刻得很好。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骄傲地对我说：“我是方介堪的学生，我比老师大6岁。”     方介堪有着多方面的修养与技能，无愧于金石家、书法家、篆刻家、画家、诗人、鉴赏家、教育家等称号。但最为人称道的，应该是篆刻家。他的艺术创造、学术著作与教育事业这三项大成就，也都突出在一个“印”字。所以，郑逸梅《艺林散叶》有“方介堪由刻而书，由书而画，由画而诗”之论断。     方老的篆刻艺术，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方老对玉印类情有独钟，功夫独到(见印例67—69)。玉印因材料远较铜印珍贵，所以多数制作时务求精工。又因质地坚结，刻时较多用中锋，又不若铜印之锈蚀而出现斑驳。大多以细而坚挺的白文出之，也有其他风格。方老的高徒韩天衡在《方介堪印选·跋》中指出：“方介堪的篆刻作品，不论是取法古玺、秦铸和汉凿，都有笔有墨，势态流动，格局宽大，气息浑厚。在他独具风貌的印作里，世人又着重推崇他的仿汉玉印和鸟虫篆印。他的仿汉玉印，挺劲而不削薄，雅逸而不小巧，工隐而不平板，蕴含着典丽、安祥和洒脱的神情。”早在1931年，他曾选历代玉印300余方，用钩摹法细心画出，辑为《古玉印汇》一册，翌年由上海西泠印社出版。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称：“先生白文印瘦劲中见温雅，起止转运交代分明而典丽流动，盖浸淫古玉印有得故也。”1935年，《介堪手刻晶玉印》二册由宣和印社出版。其未梓者，尚有《玺玉印辨伪》一种。     玉印中有很多鸟虫书，所以方老对鸟虫书又有很高超的水平。韩天衡跋中又提到：“方介堪在鸟虫篆印中的建树则能独树一帜。他不失古风，不违字理，创造性地以严谨的古文字形体与艺术化的绘画原理作人情、人意的结合。”鸟虫篆始见于东周，多用于兵器(戈、剑等)及用器上，又称“殳篆”。除线条蟠曲如虫蛇外，其笔画之起止端每扩大成鸟头。方老深知添头加尾之理，所以能做到随意变化，着手成文，几乎无一字不可以作鸟虫篆。其印和谐佳妙，世人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方老亦颇以此自豪。曾作诗以记之：“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恍如腕底起风云。”     据我的考察，方老早期所作印，似颇喜吴让之风格。上述为郭尚斋所作印即可为证。其他古玺、汉印及小篆细朱文印等，亦时见于谱中。早在1927年，方老年未30已辑自刻印成《介堪印谱》一册。1928年，辑成《介堪篆刻》二册。1934年，辑成《介堪印存》册。1950年，刻成《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册。1986年，《方介堪印选》出版。《白鹃楼印蜕》，是方老为王国维弟子戴家祥所刻印辑成。     方老对印学用篆很早就开始研究整理，在抗战前就完成了部大型工具书《玺印文综》的手稿，共收集古代印谱一百多部，共摹篆字2万余字。在抗战中因辗转南北，遗失了14卷。该书直到 1987年，才在各方努力下由张如元补成出版。        方老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由于他对印学的非凡造诣以及国内外的影响，1963年被选为理事，1978年被选为副社长。      方介堪对金石学、考古学也有很深的研究。玺印与篆字的功底，使他在这两个相关的学术领域也有相当的知名度。1936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曾请他到故宫任古器物部专员，又曾经管宋、元两代名翰。建国后，曾担任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30余年，成绩卓著。     方老书兼各体而以篆书为主。他所作篆书，典雅、挺劲、工稳一如其印。隶书宗《史晨碑》，得汉人气韵。真、行、草取法晋、唐，不求工而自工。方老虽至耄耋之年而手不颤，作小篆匀净圆润，写方介堪能诗，丙辰冬曾为拙作《瓦当印谱》题五律一首：“阿房秦故址，长乐汉时宫。古甓参金石，奇文证异同。营陶思旧制，摹枋夺天工。灿烂联双璧，童林艺苑宗(注：童大年与林乾良)。”      方老逝世后，各方挽文多不胜纪，兹录三家于此。沙师孟海挽联：“邃学本仓沮，出手镌，早传玉篆高天下；宣劳到文献，究心真赝；还把金针度后生。”苏渊雷挽联：“技进乎道，艺苑巨星悲殒落；逾不绝俗，中川孤屿共清高。”林剑丹挽联：“千秋篆籀传文苑，想翰墨有缘，社结西泠，德重名高垂道范；卅载春风沾教泽，悲音容隔赏，楼空玉篆，耳提面命更何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顾闳中夜宴图 藏之大千

▲老莲出处图 藏之大千

▲宋抚辋川图 藏之大千

▲云湖送别图 藏之大千

▲仇英渊明抚松图 藏之大千

▲1927年3月方介堪先生邀请张大千、谢稚柳、黄君璧、于非闇同游雁荡，并在铁城嶂前合影。大家曾合作一幅画以作纪念。因没带图章，方介堪先生临时刻“东西南北人”一印。因为谢稚柳是常州人、方介堪是温州人，属于东，于非闇来自北国，黄君璧来自南海，张大千来自四川，故印文非常切题，传为佳话。

▲潇湘图卷 董源 南唐 长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容庚私印

▲鱼饮

▲俏也不争春

▲吴氏藏印

▲长相意

▲饶宗颐

▲大千世界

鱼饮溪堂

▲三千大千

▲张氏大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