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入书协：是改革冲动还是权力献媚？
朱中原（艺术学者，书法批评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全国两会刚开完，也是国家颁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公布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的时候，而且，就在公布的当天，我应邀接受了一家电视台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专访，恰好也是在这天，得知关于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这件事上，许多网友表现出了可贵的道德良知和艺术良知。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说实话，无论是从学术水准还是从艺术才华角度看，我对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是十分敬佩的，而且我认为陈振濂先生在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现代印学以及日本印学史等领域是有着极大贡献的，这一点谁也无可否认。然而，正是因为对其的这种敬佩，才让我对新近发生的这个事件感到很失望。
在我看来，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这件事跟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倒是有那么点巧合，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曾经表示：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一种改革探索。陈振濂先生对自己这个做法的评价可是不低的。难道是陈振濂先生对国务院的机构整合改革早有预见？事实上，尽管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有着传统中国文人那种强烈的以文入仕的情结，但我以为他是没有这种预见性的，或者说他的这种预见性是很不切实际的。只不过，中国的事情，无论是在何种行业，何种领域，都有某种本质相同性。
当然，话又说回来，西泠加入中书协事件，和时下的大部制改革还是有着性质区别的。大部制是国务院主导和力推的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与合并，在职能上进行重新调整。这的的确确是一种改革，而西泠印社加入书协，完全是一种行政归附，不是改革。从行政层面说，中国书协为中国文联主管之下的一个准官方性的文艺团体，而西泠印社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威望和历史积淀的完全民间性的精英社会团体，显然，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在由民间向官方靠拢，由边缘向核心靠拢。然而，这种做法却使得印学艺术真正被边缘化了。
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也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他说西泠印社虽然成为书协的团体会员，但并不意味着西泠印社就是被书协“收编”了，说是“收编”，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思想。而且他还说：“西泠印社作为百年社团，没有任何一个行政级别可以套用，在全国仅此一家。以一个行政级别的处、厅、部级来套用，这样的思维本身就是‘官本位’，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要论级别，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品牌，一是国家级的社团，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是国家级博物馆，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录者，在中国没有一个社团或群众团体有这样的文化品牌，但这些级别不是官本位的行政级别，而是学术级别，没有必要去依靠成为书协团体会员来提升级别。”很显然，从陈振濂先生的回答中可看出，西泠印社明明就和金融书协、石油书协一样，成为中国书协的团体会员了，但他又不肯承认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为了获得行政级别。陈振濂先生说得对，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级别。然而，虽然有这四个国家级的级别，但是却没有一个级别有中国书协的行政级别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陈振濂先生才心甘情愿地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而这一点，他恰恰又不肯承认。无论陈振濂先生承认不承认，从行政管理角度说，西泠加入中书协之后，其行政级别当然是提高了。因为道理很简单，有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的团体，未必就有行政地位，反之亦然。这在中国早已是普遍的事情了，并不新鲜。中国古代就有很多民间性的文艺或学术团体，他们的存在完全不需要获得国家政府部门的注册或批准，因之，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然而他们却是对当世或后世影响极大的文艺、学术团体。西泠印社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那种既想向权力靠拢、又怕失节的心态了。
而且，更让人可笑的是，陈振濂先生还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态：“成为（书协）团体会员不仅不会丧失独立性，反而会使印社的活动空间更大，西泠印社……与中国书协是互相支持、互相联络的关系。事实上，石油、铁路、金融等书协和中国书协的关系都是如此。”至少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上我们可以看出，陈振濂要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主观愿望是，希望加入之后，方便西泠印社开展工作，解决以前印社工作开展不太顺利的难题。如果陈振濂先生真是这样想，我们当然表示理解，而且我相信广大印学同仁也愿与之共同协商解决之。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搞活动时有利于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西泠完全可以与中国书协或其他官方团体进行合作，而且他也明确说了，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开展活动时便于合作”。既然是合作关系，那就说明不需要加入。既然加入了，那就肯定是明确的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了，还用得着说是合作吗？
陈振濂还说，网友往往会拿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相比较，然后评判互相之间的关系高低问题，他将网友的这种判断当成是“基于一种斗争的思维”。在他看来，“人为地把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对立起来进行比较，把两者处理成敌对矛盾、一比高下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作为团体会员与否做出批评，首先这种对立思维是没有必要的，两者不是敌对的，更不必以打擂台的方式决一高下。”在这里，陈振濂先生显然还停留在文革式的上纲上线思维模式上，将别人正常的判断说成是“斗争的敌对的思维”，这显然是他主观强加的。在这里，陈振濂先生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一是误把网友将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关系相比较当成是一种敌对关系。难道说提出某某人与某某人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是说此二者是敌对的吗？难道正常地指出两个单位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斗争的思维”吗？二是误认为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明显是在歪曲事实，或者是不承认事实。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怎么会没有高下之分呢？论行政地位，当然是中国书协高于西泠印社；而论学术水准与艺术史地位，则显然是西泠印社远高于中国书协，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如果否认了这种高下关系，就是否认了中国书法的现状，就是在混淆视听。当然，在这里，我决不是说中国书协不如西泠印社，只是说它的精英性没有西泠印社那么明显，因为中国书协本身是一个群众性普及性的艺术团体，其性质与西泠印社是不一样的。在陈振濂先生看来，承认了高下关系就等于是一种斗争思维，我不知道他的这种逻辑思维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
在这种斗争思维和敌对思维“指引”下，陈振濂先生进而认为，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和加入的金融书协、石油书协等无高下之分，“各个社团之间的职责不同，本没有高下之分。金融书协的构成，可能在名家数量方面达不到西泠印社百年积淀，但反过来，我们西泠印社也无法去全面影响金融界并取而代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其实不必非得在其中比出个你死我活，或你是老大我是三流。”陈振濂一方面说西泠印社是全国其它任何艺术团体都无法比拟的百年老社，一方面又说西泠印社与金融书协及石油书协等这些行业书协无高下之分，这我就不知道陈振濂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陈振濂先生竟然说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与金融书协这样充满铜臭味的行业协会没有高下之分，我不知道是陈振濂先生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呢还是他在说违心的话。如果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觉得陈振濂从一开始就不该做西泠印社的负责人；如果说陈振濂先生是因为迫不得已才说出这样违心的话，那我为陈振濂先生以往的才华与独立品格的消泯而感到遗憾。换句话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为陈振濂先生感到遗憾。让人不解的是，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协会在艺术上怎么能与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等量齐观呢？既然承认了西泠印社的艺术史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与这些行业书协没有高低之分呢？既然西泠印社甘愿加入中国书协，和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书协平起平坐，那又怎么能说没有降低西泠印社的地位呢？
陈振濂先生还说，“西泠印社在全国各省的活动中，除了要靠自身的社会影响以外，还希望得到书法篆刻组织和非书协系统的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社团，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进一步把西泠印社的品牌做大做强。”很显然，陈振濂认为西泠加入书协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这个理由也很牵强，既然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知名精英团体，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遍布海内外，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在国际国内篆刻艺术界享有其他社团艺术家所无法比拟的艺术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呢？西泠印社遍布全国及海外的知名篆刻艺术家，本身就是开展工作的最好人员和品牌，怎么会不方便开展工作呢？如果说真的是无法开展工作的话，那只能说明西泠印社本身的组织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做到位。
或许，陈振濂先生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初衷的确是好的，那么，如他所说，西泠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便于加强其开展活动的行政效能，而“不会影响到其自身独立的行政运作和艺术品位”。我对这种说法感到也很纳闷，在此提出来与陈先生商榷：既然一个具有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都加入到别的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中去了，又如何保证其原有的行政归属和行政独立权呢？既然西泠印社是想以加入中国书协来提升其活动运作的能力，那么其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就得与与中国书协的步调保持基本一致，或者是积极向中国书协看齐，而只有在中国书协的统一领导之下，才可能取得步调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泠印社又如何在活动过程中保持其独立的行政权和独立的学术权威呢？比如，在具体开展一次篆刻大展评审活动中，到底是以中国书协为第一权威呢还是以西泠印社为第一权威？评委人员如何构成？是由中国书协主导呢还是由西泠印社主导？如果说是由中国书协主导的话，那么西泠印社的权威又到哪里去了呢？而如果说是由西泠印社主导的话，那么中国书协的行政权威又置于何地呢？
而且，陈振濂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将“合并”、“合作”混为一谈。因为，从法律角度讲，如果是合作，那么，在开展活动时，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将是两个完整的法人实体；而如果是“合并”即西泠印社加入了中国书协，那么，西泠印社这个完整的法人实体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一个法人实体——中国书协。如果陈振濂承认是合作，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并没有加入中国书协；而如果承认了加入中国书协，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将不具有完整的法人实体。二者只能选其一。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关键性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就去盲目地开展活动，那么，今后势必会产生纠缠不清的法律和产权纠纷，即解释权归属的问题。合作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实体在法律框架下的合作，而合并则是
两个法人实体重新合并为一个法人实体。
再从行政管理学层面看，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按照陈振濂先生的意思，当然是仍然保持其完整的独立的行政运作权。我觉得现实可能没有他所说的这么乐观。事实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只可能以三种方式体现：一种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实体，即产生新的中国书协；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成员单位，既受中国书协的行政领导，也受中国书协的艺术指导，其一切行动都应该受书协指挥和调遣；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二级单位，这样，西泠印社仍然具有独立的活动能力，仍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独立地开展活动。那么从陈振濂的意图来看，显然不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到底是第二种情况还是第三种情况呢？陈振濂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是希望第三种情况。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三种情况也是很吊诡的。因为，如果说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二级单位的话，那么他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必然是同一个部门，而现实情况却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在上述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状况都不可能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本身就是一个怪胎，是与现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都不相符的。
按照陈振濂先生所说，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但是又不隶属于中国书协，又不归中国书协管辖，这能做到吗？成为书协团体会员的西泠印社社员也将是中国书协会员。那么具有中国书协会员资格的西泠印社社员的社会身份和艺术地位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么多的西泠印社社员能同意吗？这一举动有没有经过西泠印社社员代表大会的民主决策？
陈振濂先生还表示，西泠印社之所以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因为在海选过程中遭遇了组织选拔工作的难题。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泠印社的海选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西泠印社本身就是一个精英艺术团体和学术机构，怎么会以海选这种模式来开展活动呢？海选不是不可以，但海选的过程本身也是其学术品位和文化品格降低的过程。这种活动模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既然不合理，本身也就用不着开展，自然也就不存在他所说的海选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情况了。
陈振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地说，“正是因为得到了奥组委、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这样的单位的支持，才使得西泠印社的‘百年西泠。中国印’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当然，他这样说，也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获得这些单位的支持就一定要加入他们吗？难道西泠印社不加入这些组织，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吗？
我认为，陈振濂先生作为一名书法学术界的精英人士，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呼吁广大书法家、呼吁社会公众来关注和传承西泠文化和人文精神上，而不是放到如何去让西泠印社搞活动赚钱上。当然，市场经济社会，社会团体乃至行政团体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市场化也是有条件的市场化，如果说让西泠印社、少林寺、西安碑林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文化机构都市场化、商业化和行政化了，那么，文化的传承就基本没有什么希望了。
陈振濂先生不断地在为西泠印社这些年来的工作评功摆好，并将自己在西泠印社搞的海选活动和加入中国书协的事说成是重大改革，还将其与三十年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能得到公众乃至西泠人广泛认可的。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是，西泠印社在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不但没有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声誉，不但没有出现在艺术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反而还在步步后退，甚至作出有违西泠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举动，其中就包括“西泠海选”。“西泠海选”机制是不是完善我不想去讨论，我只是想说海选机制是不是适合西泠这样的文化机构。很显然，“西泠海选”更多的是一种表演和做秀，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根本无法和湖南卫视搞的超女相媲美。湖南卫视的超女完全是娱乐性质的，娱乐本身就是这样的，但“西泠海选”却违背了其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品格，它只能离真正的艺术越来越远。“西泠海选”引起了如此之大的争议和反对声浪，而陈振濂却将这种争议说成是“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显出其价值”，依照他的逻辑，一个人做了错事或犯了罪，遭到了别人的质疑和指责，从而引起了关注，而这样的行为就被陈振濂先生看成是“有价值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说出的最没水平的话。
平心而论，我认为，作为一名西泠印社的掌大印者，陈振濂先生肯定是想有些作为的，而且其中也不乏想大力改革的冲动，具有改革的精神当然是值得称许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不能忽视，那就是：改革不能以改变学术宗旨和艺术精神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广大印社社员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不能违背基本的民意指向，否则，任何改革都是徒劳无益的。
（注：文中所引陈振濂先生言论均出自于中国篆刻网陈振濂答记者问原文，若有不实之处，请以中国篆刻网原文为准，特此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