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御用文化背景下的协会组织
刘佑局
取消这些臃肿、庞大的官方管理的各种文化协会,把文化放飞到大自然的环境里,让人才真正的在这个文化环境的社会中孕育而出,让那些与社会文化公德相悖的“恐龙”重新回归到他们那个时代。
在御用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各种协会团体,实际上是文化发展的畸形产物。 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巨浪推动下,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曾下文件把官方管理的各种文化协会转制为纯民间组织,这无疑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英明决策。但是,在文化界保守势力的反弹下,中央只好放弃这个决策。至此,这些协会不但没有转制,而且越来越官方化,大有权力上的波澜壮阔之势。不可否认这些文化协会成立之初,对发展党的文化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协会中也诞生过一些颇有文化与艺术成就的人物,郭沫若、巴金、徐悲鸿也曾经出任过这些文化协会组织的领导人,各种文化协会的良好学术气氛,为净化当时这个社会起到了先进作用。
“庞然大物”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200多年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科学地阐述了人类进化的理论,适者生存,这是生命繁衍的真谛,也是大自然推进的规律,恐龙就是被大自然淘汰的庞然大物。当事物出现的初级阶段,它很可能会为这个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当事物发展到成为“庞然大物”的时候,它很可能会成为这个社会发展的障碍。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初,会员只有几十人,在篆刻界具有学术进步意义的西泠印社其社员当时只有9人,他们都是书法界的精英,这些艺术界的老前辈一心治学,很少有功利主义思想,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表率作用,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计划经济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协会组织和这些协会组织中的成员,在社会上,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既往矣!今天已经进入了商品经济的社会,在这些与商品经济社会很不适应的、扭曲的文化背景里,这些官方管理的协会已发展了十几万会员,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就将近万人,这样的组织已完全没有学术气氛,而是庸俗的名争利斗的场所。由于功利主义思想在这些协会上形成了强大的负动力,搅得文化界思想混乱,鸡犬不宁,甚至拖了社会进步的后腿。过去中国书法家协会五年办一次全国展,这些参展作品还有一定的质量,也符合文化是沉淀出来的规律。而现在,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展览每年多达十几次,综合展、专项展、冠名展层层叠叠,规模空前,耗资巨大,既劳民伤财,也助长了书法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展览作品全是制作式的千篇一律,浮华之气,低俗之风,令人难于入目,大大伤化了社会风气。
据报载,第九届全国书法展耗资2000多万,想当初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一次全国展只花5万元,资金上的巨额反差与学术的影响恰恰成反比。据确凿消息,地方取得全国书法展举办权先要给中国书法家协会腰包装进200万元,而今中国书法家协会已经搬到新华门附近办公去了,大有与权力抗争之势!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堕落,却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暴发户。每到书协换届,为争主席位直斗得白热化,甚至你死我活,要知道如争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宝座,其书法作品价格飙升,这名利双丰收的事为何不争!据说,这次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正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领导点将的。一些在位或即将退休的官员利用上面的关系到这个协会任职捞利益去了,几年下来他们成为了上千万元的暴发户,我们的政府还乐滋滋地养他们。
让“恐龙”重归他们那个时代
我希望为我们政府提供决策的人多研究一下在商品经济社会形态里如何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取消这些臃肿、庞大的官方管理的各种文化协会,把文化放飞到大自然的环境里,让人才真正的在这个文化环境的社会中孕育而出,让那些与社会文化公德相悖的“恐龙”重新回归到他们那个时代。
这些协会从“官”转制为“民”以后,让他们自由生存,社会舆论可以引导他们培养高雅的学术气氛,培养高尚的艺术情操,培养广泛的群众文化氛围,让他们在“官”文化的权力利益中走向真正的文化市场,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都可以减轻许多压力。
协会改制后我们的政府可以为拔尖的文化人建立不同层次的人才档案,对具有真才实学,对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我们的政府应该对他们实行奖励,甚至为他们建立文化研究基金,让他们在名利场的“大杂烩”中走出来,静下心来做做学问。我们的政府也可以定出文化战略的大题材和发展计划让他们研究研究,让我们的文化人不再这样浑浑噩噩了,这样中华民族的盛唐文化一定会重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