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澄清堂帖》、《兰亭集序》中的“怏”和“快”。

经过翻拍后处理和局部放大的伯2544图片，从中可清晰地看到“怏”。

兰亭书法摹本体系中的唐及唐以后书法家的几种不同的“怏”字。

  最早著录《兰亭集序》的《晋书·王羲之传》有一句：“虽趣舍万珠，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为后来官修史书所沿用。但历代摹本中，却每每变动了一个字———将其中的“快然”变为“怏然”。但究竟该是“怏然”，还是“快然”呢？一字之别，所抒发的情感却截然不同。清华大学的吴迪、赵丽明两位学者试图用书录与摹本的比较、形音义训诂，以及人文等角度，加以考证。他们通过对远在晋书刻本之前的敦煌写卷抄本的挖掘，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千古一字为何不同

        《兰亭集序》的摹本不光有唐一代，后世名家中临兰亭者比比皆是，《兰亭集序》仿佛就成为一块书法名家的“试金石”。然而在诸多的摹本中，一个问题出现了，这变动的一字究竟该以官修史书为准，还是该以摹本为准？似乎都有道理，可为什么在史书和摹本之间有一个“怏”和“快”的不定之字呢？

    形虽似而音却异

    在“摹本体系”和“官修体系”的比照中，我们发现：官修史书的“快”字占据着兰亭的绝对优势，从唐贞观到清乾隆的一千多年间，“经、史、子、集”中凡是出现兰亭，必是“快然自足”。对四库全书进行了全文检索，在整个四库中，《兰亭集序》原文或引用原文的情况出现了25次均为“快然自足”，四库中没有一处用到过“怏然自足”。但在“经、史、子、集”之外的各时期摹本中情况却基本相左，在兰亭书法摹本体系中，书法家们一直坚持着“怏”字。那么王羲之自己在书写“快”和“怏”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区别呢？在所有传世的王羲之作品中，他的用字情况是：“怏”字仅在传世的兰亭摹本中出现，而“快”字在另外两个王羲之作品中出现过。

    除了字形的相近之外，问题有没有可能出现在“怏”和“快”的读音上面？与后世的说唱文学不同，《兰亭集序》不是依靠口头流传的，它的流传一定是以文本为载体的，这也降低了音误的可能性。

    学者揣度古人意

    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家段玉裁在一千多年后明确指出：“本非快字”。在此之外，《说文解字注》中还引《集韵》解“怏然”为自大之意。也就是说段玉裁认为：《兰亭集序》中当为“怏然自得”，且此“怏然”为自大之意。我们以今之词典揣度古人之用意，这种做法虽然看似不科学，但其中却有合理处。现代汉语“怏然”的“自大”之意当是沿用《集韵》之释义，而所举《战国策》一例却也能印证“怏然”在先秦即有“不高兴”之意存在。

    所以吴迪、赵丽明认为，此处若为“怏然”则显得更为恰当。段玉裁在考证此处时认为怏然具有的两种释义恰恰反映的就是王羲之当时复杂的思想状态，这种状态不光是王羲之个人的，同样也是魏晋知识分子整体的，它代表着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对于“生死观”的一种思想变动。

    解读“世造兰亭意”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表达的对于“生死”的人生态度正是根植于这种普遍性的思想转型期。像王羲之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世族经济、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他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济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这种转向使得王羲之在本应是山水描写的《兰亭集序》中灌输了自己的生死观。在吴迪、赵丽明看来，处在某种转向之中的个体思想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可能其自身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不会自觉地在作品中自然流露。“怏然”作为的复义现象出现在王羲之关于生和死的议论中带有很大的合理性，它反映了一种较为综合的思想状态，这也是所谓的“世造兰亭意”了。

        敦煌摹本了结千古一误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赶到敦煌，获取了一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这些文书后来大多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其中就包括了一份后来编号为伯2544的《兰亭集序》抄本，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怏”字。由此可见，《兰亭集序》原文中当为“怏然自足”，只不过后世不能轻易接触到唐人摹本，而多以官修之书为本，而官修之书中又以《晋书》为最早，所以《晋书·王羲之传》这一误就成了千古之误。依此，吴迪、赵丽明说，直到今天，无论在文学史书籍中还是字词典中，“快然自足”仍是一直被坚持的，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千古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