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养画家了”！？
2007年10月29日16:22 来源 ： 《品逸》
编者按：著名画家吴冠中对中国现有的画院、美协制度的公开批评，“取消画院，取消美协”、“美协变成衙门了”、“要断奶”的争论愈演愈激，是否应该让美协还原为一个学术团体？还是如吴先生所说的“以奖代养”？——出好作品了，就奖励作品，不奖励这个人？我们需要那么多画院吗？需要那么多美协吗？是谁在养活艺术家？是美协？是生活？是社会？……敬请观看本期来自美术界体制内外的不同嘉宾的各抒己见。（另附吴冠中先生观点如下）
国家应该养画家吗？美国并不供养画家，法国也只是给一些贫苦的画家提供廉价画室，而中国却有这么多“养画家”的画院，就好比养了一群鸡，不下蛋。
我的观点是“以奖代养”，画院由画家自己搞，有好的作品，国家可以奖励。不光美协，包括作协等各种文联的协会，也都应该这样。
美协的机构现在很庞大，很多人员都是跟美术没有关系的，势必有衙门化的倾向。他们做的事情，对美术家不是很公正。你可以调查一下，所有的美术家，对美协是什么印象？很多美术家都觉得，美协并没有给画家服务。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全国的美协那么多。
画院里有一级画家，二级画家，凭什么能搞这个呢？画家都在拼这个头衔。我的意思是，这些头衔都不要了。根据你的作品来颁发大奖，这样画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的精力才能用到作品上去，才能真正出好作品。美国的华人数学家丘成桐说，科协制度不取消，中国的科学上不去。都是类似的问题。
美协是个衙门，文联也是这样。谁都来管文艺，结果文艺上不去！
美协的权力太大了，制约了画家的创作。画家都要拍美协的马屁——我就给你说穿了吧!各地的画家都想钻进美协，有一个头衔，好去办展览。美协全国都有，画家都得通过美协这个口才能往上走。协会、画院已经成了他们的进身之阶。
现在的美协、作协和文联这些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这说到底还是一个文艺体制的问题。从层层协会到层层文联，机构庞大，如同一个国家部委。但同时又有一个文化部，这不是重复吗？
总之，我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画家，使他们更能进行创作，不搞伪劣假冒，不搞头衔，什么一级画家，二级画家，全世界都没这样分的。什么大师不大师，我看全是废话。
王明明：著名画家，北京画院院长
我对画院的认识应该说首先是来自老师，我从小学画，当时画院刚成立时，我就去拜访过陈半丁、李可染、李苦禅等许多老先生，以及后来文革中，下到工厂去指导我们创作的周思聪老师，他们都是画院的画家。我是没有去上过大学的，学画也主要是在画院，以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而言：在画院，具体的实践和独立思考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这些也是画院的传统。老先生们从来不干涉我们，而是尽可能的给予我们以帮助、给予我们以具体的指导，有很多东西真不是学校教育所能替代的，例如：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日后辨别是非的首要条件，这些画院教育虽然朴素直接，却很注重培养个性，如李苦禅老师为我示范时就曾写下“我为明明速写，只为增其胆量与魄力，而不以画法限其本能。”这些来自画院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一生珍视。
今天的画院和过去的画院不一样了，我作为一个画院的画家，摆在第一位的是自己的创作，怎样创作出新的作品。作为画院的领导，摆在第一位的是怎样使画院跟上形势，怎样在新的时代谋求发展。包括画院体制改革，怎样促使画家更好地参与社会竞争，怎样促使画家们更好地投入创作，这是一个团队发展的问题。画院这些年一直都在改革，在努力适应环境变化，譬如用人制度上改革、画家履行签约制、创造宽松的创作环境、画院创作上的新鲜活力的保持，以及通过教学培养新的人才投入到新的创作中去，再用好的作品去影响社会……这种连带的效应不是仅仅用经济价值就能衡量的。例如：我们建北京画院美术馆，就是要让北京具备高品位的美术陈列场所，要将画院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优秀作品更好地展示给大家。其中有许多大师们的精品之作，要用这样一个窗口将画院和画家的价值完整地体现出来，构建起艺术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今年我们将要做几个“大家”的展览（如姚有多先生、任率英先生等），总结大家个人创作历程和经验，向社会展示他们的艺术成就，“大家”供“大家”去研究、总结。包括我们的策划出版的《于非厂先生工笔画集》《20世纪北京绘画史》等等，都是在向社会推广画院的成绩、成果，这些都是有极有意义的工作。
今天倍受争论的画院“养画家”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被称为“养画家”。因为画院作为一个完全的事业单位。首先是投入与回报的比例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数据，周思聪这么一个20世纪杰出的女画家，从1963年到画院工作，至1997年去世，她才拿了多少工资？可是她留给画院、留给社会多少“财富”（精神和物质）？这是一笔简单而明了的经济帐。周总理当年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这么一块对传统文化研究创作的阵地。画院和画院制度已经存在五十年了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画院的使命正是在于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研究与创作。决不能因为其中一两个画院搞不好，就全盘否认画院制度，这是不公平并且缺乏依据的。我认为北京画院的发展就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只能说我们没把画院这种制度搞得更好。
关于画院的投入，据我所知，现在北京市的政策是只投项目、不投单位。早已打破了吃大锅饭的状况，并且政府对项目的投入和支持都是经过专家论证其目的是确保项目有利于北京市的文化建设。北京画院既然“拿着纳税人的钱”，同时也在努力保证画院对文化主流的引导作用，努力把握住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这是我们党和政府乃至世界各国基本一致的文艺政策，美国的电影大片不也在宣扬他的价值观和爱国主义么，在这一点上我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即：这是一个艺术机构必须具备的基本良知，吴冠中先生的观点是个人的，但画院的存在是客观的。吴先生对美协和画院有自己的批评，我则认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文化上有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协和画院都是用来联系艺术家的纽带，这种纽带联系着全社会的艺术家，我们的画院创作自己的作品，培养自己的艺术家，这都是在尽自己的本份和职责，团结起来共同为文艺作贡献，我们相信大家也会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卷入无谓的争论，因为吴先生毕竟不代表政府。我只想说：象吴先生这样有身份、有影响的艺术家更应谨慎立言，说话更须慎重。
陈履生：理论家，《中国美术馆》副主编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我非常敬佩吴先生的这种直言，尤其发自心底地佩服老人家这种发言论的勇气，我们的社会正是缺乏像吴先生这样无所顾忌的言论者。对比吴先生，我感到很惭愧——有些话我也想说，但是我不敢说。尽管如此，对于吴先生的言论内容本身，我仍然持有几点不同的意见：我向来认为现有体制对中国美术发展是有所制约的，例如在“每个公民对社会财富享有同等权利”这一问题上：公民作为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纳税人，应当拥有知情权。所以文化事业单位每花一笔钱，即使不能征求每一位公民的意见，但至少不能违背社会纳税人的整体文化需求和文化愿望。那么，我们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在全国建立那么多画院，画院甚至发展成了一个垂直体系：国家一级、省市一级、甚至县一级都有画院。每一层机构都是要花纳税人的钱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对文艺体制进行改革，却没有见到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画院养着那么多画家，还美其名曰：为了文化建设，为了文化发展。这些做法真的符合纳税人的基本意愿和需求吗？难道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仅仅着落在少数有头衔艺术家身上？为什么这一历史使命不是全社会的艺术家来承担？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在前几年画院改革中，上海中国画院就曾提出不再养画家，而现在其自相矛盾的做法，我认为无疑是种倒退。国家养画家，画家画自己的画卖自己的钱，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的，画家的责任与权益分配，社会到底应该怎么考量？吴先生提出对美协以及画院的批评，美协说我们没有养画家，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今天所办的许多展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画家出画、商家出资，部分个人从中牟利的商业性展览。而这些展览无一例外地打着国家机构的旗号，毫无疑问它们不但没有为国家文化建设作出贡献，相反大量的应酬之作导致了当前美术创作质量下降，甚至其间还有滋生了腐败等种种问题。
事实上，我们国家目前文化体制中广泛存在着“无序”的问题，譬如艺术院校盲目的扩招、甚至航空航天大学、农业大学都开办所谓的“艺术专业”。我们要检查国家文化投入的机制，我们需要基本的论证，或者我们已有了某些论证，但是论证机制仍是不健全的——我们国家建造铁路、高速公路都需要举行听证会，听取专家以及群众的意见，我们国家文化机制中也需要更广阔的渠道来听取各种声音，这在文化建设发展中将会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机制有助于促进文联、美协、画院这些机构本身的透明化进程，有助于社会公民作为纳税人文化知情权的实现。
四年前我曾就安正中先生的去世撰文论“陕西美协换届的问题”（至今二十年仍未换届），这样的现象暴露出来的正是很严重的体制问题，目前其他未正常换届的美协仍为数不少。而多数都是因为利益分配问题而导致的换届艰难。我以为吴先生说得对！这就是个衙门！美协是个群众组织，不应行使政府职能，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团结广大的美术工作者，为美术家服务。
可以说任何国家的文艺的发展都不是“管”出来的，法国印象派、美国现代派艺术都不是被“管”出来的。社会不断在要求创新，今天到底还需不需要国家委托一个机构来管理文艺？需不需要一个这样守旧的文艺机构存在？值得考量！
范扬：国家画院著名画家
关于今天有人说，要取消美协与画院的问题，我首先想说，协会的存在，决不是什么新鲜发明，国外也存在各种行业协会，用来协调和团结行业内的关系，组织开展行业中的活动。因此说来协会的存在是有着很多积极意义的。并且，中国美协这些年来，确实也作了许多贡献，也实实在在的做了许多的工作。至于画院，只要稍稍懂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知道，画院自古有之——画院制度的建立应该说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需要。当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建立了三所中国画院：（北京、上海、江苏），这是非常具有远见的战略眼光。这对于中国文化的保护以及文化的传承都是很有意义的。周总理是个高瞻远瞩的伟大人物。这中间包含着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的认识，对社会有比较正确的判断和认知。
今天，我是以国家画院专业画家这样一个身份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我两年前由高校转到国家画院来。之前，我在高校做了二十多年的教师，这期间有许多的体验，值得与大家分享。在学院，既有教学，也有创作。画院则是一个专门研究创作的机构，应该说专业性更强一些。学院的教育，更多的是模式和模块的教育，优点是规范、系统、科学化，有具体而微的教学大纲，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的人才来满足国家的需要。譬如我们国家20世纪早期的师范教育，便是如此。而画院则既能继承中国传统的师徒授受制的优点，又能借鉴学院教育的优势。使得画院教学拥有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具有情境化的、因材施教的特点。这是一种非常活泼、因时、因地、因材而不断变化教学方法模式。这就明显有别于学院那种教授写教案式的模块式教学。而且中国画这个学科的教学又极其地特别，它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特征。就这两种模式而言，它们也是在不断地互相印证、互相借鉴中前进。画院的这种模式，对于中国画教学来说，在本质上是有利的。回顾我们上一个百年，学院和画院基本支撑了中国的美术教育与创作，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画院这种制度是很好而且必要的。
至于画院养画家这个问题，我以为这也是中国自古有之的传统，如我国宋代的画院。此外，国外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例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也在美狄奇家族等贵族或者教廷的支持下创作了非常伟大的作品。养画家，是古今中外都是有的，为什么不能延续这种传统呢？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有些事物我们未必就不能坚持下去。画院作为业已存在的事实，有它的独特性，并且作为这么特殊的的门类，有那么一点社会的支持和支撑，有什么不好吗？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传统，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能养画家？
对于今天吴先生对画院职称、职位以及画家做“画外功”批评，我想说，问题恐怕并不在于制度本身吧！至于说“养一群不下蛋的鸡”、“人浮于事”的现象，我以为高校有之，政府部门亦有之，不是画院所特有的现象。何以独责其过？
汪为新：自由职业艺术家
我画了多年的画，原先也参与过美协的活动，至今我也说不好“美协”到底是做什么的，我经常见到“美协”领导的个人名片，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名画家自居，其实很业余，这让我觉得挺好玩。社会上种种他们的传闻也大都是极其功利的、负面的影响，或许是因为很多画家对美协的期望过高，也许是“美协”这个摊子象很多人说的，百分之十是正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在做一些捣乱的事。我对“美协”的直接了解一个是《美术》杂志，一个是“美协”举办的展览，对象我这样的职业艺术人来说，现在好象任何艺术组织都毫无价值，而让我痛心的是很多画廊机构常常把我与“美协”扯上关系，我也认为随着职业化程度的进步，更多的人会对“美协”这样的机构熟视无睹。
“美协”不可能消失，尽管他是穿着“民间的”外衣，但他是一个权力机构，在当下，“权利”的解释是，哪怕他是一个厕所管理员，他都会充分享受他的权利。当下绝大多数的“美协”领导都是“媳妇熬成婆”的艰难获取过程，到手的权利不“享受”便是“傻蛋逻辑”，而很多画家对“美协”这样的庙是“有求而去”，你到庙里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却念起“保佑我发财”，哪个菩萨管你？除非这菩萨是个领导，你说对吗？
还有，象这样的问题应该提给主管部门，让我这样的职业人回答就很滑稽，我是一个个体户，让我去回答一个体制的问题似乎太不现实，我看到吴冠中先生与画院领导的谈话好象有刺激的快乐感受，象吴先生这样一个迟暮的老人都看出来这么些问题，主管部门还能看不出来？画院现在谈“取消”还不可能，也许会在体制里安享一些日子，但如果这种体制走的太远那就不正常了。
李小山 ：艺术批评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看了吴冠中老先生对画院的意见，深感老先生的诚实和正直。再看看我们的国家画院院长龙瑞理不直气不壮的反驳，觉得驴唇不对马嘴。我曾对很多同行和朋友说过：一百个吴冠中的对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吴冠中一个。我的意思是老先生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观点皆能够切中要害，并引起大家的反省和思考，同时激起既得利益者的恐慌和鼓噪。
龙院长声称国家画院承担着宏扬民族艺术和落实国家重大题材创作这个了不起的任务，帽子确实够吓人的。但这顶帽子是否只是一个幻觉呢？或者只是那些吃皇粮的人的自我吹嘘和自我标榜？这里，我摘录一段我在1998年发表的《体制中的画家》一文中的相关论述：
我想人们早已忘记画院存在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画院就其功能而言——如果国家愿意花钱扶持这门传统艺术的话，应该是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应该是专家好手汇集之所。但是这一功能早已荡然无存，它既没有将中国画这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也没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画家。一言蔽之，画院对中国艺术事业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相反它已成了保守和平庸的代名词，成了一群吃大锅饭的人固守既得利益的顽固堡垒。不妨将全国大大小小画院的创作进行一番检阅，一幅幅平庸无奇的作品会令有眼光的观众惊讶。事实就是这样的，多少年来几乎见不到这些体制内的画家有什么突出的作为。像傅抱石、石鲁、李可染这些比较优秀的画家的成功，都不能计在画院功劳簿上，因为他们进入画院前早就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当下的画院与其他一切多余的官衙一样，是以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就如人体中的盲肠），说它多余是因为割去它丝毫不会对艺术的繁荣产生不良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大方，养了如此之多的画家，而不过问这些画家为国家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用“驴唇不对马嘴”作为这篇文章题目，意思已很清晰了，那就是体制与合理性、与历史观之间的分歧。这篇文章曾激怒了几位原先关系还算不错的朋友，他们的论调与龙院长大体不差。这里，我还想补充的是：吴老先生指出画院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可能还得加上一条：同时又是计划政治的产物，即当时高度组织化的需要。当某种事物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已亮出了底牌，如果我们还在继续装蒜，或者继续糊涂，那就有理也说不清了——看来这笔旧账只能由历史来了结了，问题是摆在我们目前的新帐该如何了结呢？
吴鸿：独立策展人，雅昌艺术网总编。
就画院问题我四年前曾写过篇文章《“边缘”状态下的中国“画院”》，其中谈到两个最主要观点：一是从体制层面上来讲，画院体制缺乏活力。二是画院体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缺乏活力使画院这种机制与现今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了很大的疏离，至少它是日益脱离了当代文化的主流。几十年的“一惯制”，使其越来越缺乏与当代文化对话的底蕴与活力，从而成为飘浮于文化主流之外的“边缘”。这种自我“边缘化”状态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而从画院的人事制度上来说，专业创作人员的选拔，缺乏公开公平的选拔程序，从而也造成了非专业人员充斥画院的专业创作领域。其次画院的人事制度上缺乏公平竞争的机制，画院画家的头衔一旦确立，便终身享受此待遇，无论这个画家是否在从事创作和研究，这种制度的“一致性”，使得竞争无从说起，更不用说“优胜劣汰”，这正是画院制度缺乏活力的原因所在。我认为今天的画院不能够承担学术研究和创作机构的功能。这些年来画院的画家单一地承担着政治宣传画的创作任务，所创作的只是些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宣传画，他们的作品既从未体现出他们自己对于文化上或艺术上的思考，也几乎没有画家能在自己“艺术语言”的探讨上有任何的建树。今天艺术门类与界限不断地得到拓展，一些新的艺术形式无论在艺术表现的可能性还是在与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结合程度上，都显现出了巨大的活力。而画院和画家由于体制的僵化，思维的概念化，以守旧的眼光对待新的艺术现象，从而在与主流文化对话中显得底气不足。画院既非专业的研究教育机构，又不是盈利性的创作机构。“身份尴尬”的画院和画院的画家们又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导致个人和集体都从事了许多与其身份不相称的“三产”活动，画家不安心学术、画院从事与本行业无关的行业来谋取利益，这一点备受公众质疑，这都是关乎于画院制度存在“合理性”的问题。
吴先生这次提出的“以奖代养”的方式来支持美术的创作，我四年前还只是设想民间性的“画院”存在和确立，而今天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出现了大量的民间资本对艺术的支持行为，大量的艺术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自由健康的成长。譬如今天的宋庄、798、索家村这些群落里的艺术家生存和发展就是明证，这些都为体制内的画家参与到市场经济竞争中来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作为政府、画院、画家个体三方面来说，都应有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可以完全由市场来检验和推动艺术的发展。
至于吴先生这次提及的“美协象个衙门”的观点，我以为美协就是个衙门，无论是其由上至下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享受着国家的编制和工资这一点来说，还是从其机构本身通过“展览”“入会”“评职称”等一系列操作行为，来看这种体制深层次地影响着国家的分配方法，“美协就是个衙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