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音乐、绘画、书法等在基本的创作原理上也是一致的，诚如王夫之说：“明于乐者，可以论诗”，诗和乐“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诗译序》）。苏轼所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中国古代诗论和书论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互通，很多文学理论批评的方法、体系、术语、概念、范畴被艺术理论批评所扬弃运用。钟嵘《诗品》对庾肩吾《书品》之影响正是如此。
钟嵘《诗品》，历来被誉为千古论诗之祖。沈德潜云：“诗家品炙，始于钟嵘。”（《剑溪说诗》卷首）章学诚也指出，《诗品》乃“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内篇卷五《诗话》）作为体大义深的诗论集成，其在以下五大方面对《书品》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品评人数
《诗品》一共品评了多少诗人？按钟嵘自己的说法是：“百二十人。”《诗品序》云：“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古今，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但钟嵘所言“百二十人”，并不是确切的数字，而是约而言之。由于钟嵘自己没有说明具体品评了多少诗人，致使后世在《诗品》所评的诗人数目上存在分歧。
庾肩吾《书品》共品评了多少书家呢？庾在序言中说：“求诸故迹，或有浅深，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称圣居首，法高以追骏处末。”然根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书品》实际品评书家：上品十七人、中品四十八人、下品五十八人，计一百二十三人。
第二，创作动机
庾肩吾在《书品》前言中写道:“余自少迄长,留心兹艺,敏手谢于临池,锐意同于削板。而蕺山之善,竟未增钱；凌云之台,无因诫子。求诸故迹,或有浅深。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称圣居首,法高以追骏处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复为略论,总名《书品》。”由此看来,庾肩吾曾在书法创作上曾遭挫折,后经长期临习,不能进取,更难如意,于是转而研究前人作品。当发现前代书家中也有三六九等、水平不一的现象时,便分别编类,确立标准,立意专著,置名《书品》。这就是作者著书立说的用意和动机“傥后之学者，更随点曝云尔”。
第三，品第高下
《诗品》的批评方法，最基本也是最明显的就是品第高下，《诗品序》指出：“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诗品》率先以此方法运用至诗论之中，将汉魏至齐梁123位诗人分等列品，以诗人成就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古诗算一个。“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
庾肩吾《书品》自序有言“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复为略论，总名《书品》”。《书品》中对书家的品类是这样：上之上：张芝 钟繇 王羲之；上之中崔瑗等五人；上之下：索靖等九人。上品计十七人。中之上：张超等十五人；中之中：魏武帝等十五人；中之下：罗晖等十八人。中品计四十八人。下之上：姜诩等二十人；下之中杨经等十五人；下之下：卫宣等二十三人。下品计五十八人。上中下三品九小品计一百二十三人。
《书品》在评论当中，借鉴“九品中正制”首次引入九品论书，自成完整体系。当受前辈钟嵘《诗品》之三品论诗之启发。
第四，“尚自然” 的品评标准
《诗品》作为一部具有战斗性的理论著作，其批判的对象，简言之，就是自南齐永明年间到天监年间所形成和流行的诗风即永明体。
其一，破“永明”拘忌，畅 “自然英旨”。《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治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针对“永明体”的“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提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一言以蔽之，不可使声律妨碍诗歌本身的真美，“真”即“自然”，钟嵘批评齐梁过分讲求技巧的诗作，以汉魏充溢着“自然”生命力的诗为理想的作品。
其二，反“用事”，“补假”取“性灵”、“直寻”。南齐以来，文坛上流传着“钞书”、“隶事”的风气。这种诗风也正是钟嵘所要批判的。《诗品序》指出：“夫属辞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 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钟嵘评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刘熙载《艺概诗概》指出：“此为以性灵论诗者所本。杜诗亦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亦云：“天涯有客太■痴，错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可见标举“性灵”也是《诗品》论诗主旨之一。
在书法方面，东晋末年出现了“二王称英”的局面，以“二王妙迹”为旨归，是南朝的流风。齐高帝说张融书“有骨力”而“无二王法”，二王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妍”。王羲之的书法比起“钟张”已经“妍媚”，而王献之的“媚趣”更胜过王羲之，二王之间也有“质妍之殊”。正如陶弘景所言：“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宗尚王献之流媚书风是当时风尚，庾肩吾《书品》首次提出“自然”与“工夫”的范畴，并且更加推重自然之趣。
《书品》 “上之上品”论张芝、钟繇、王羲之曰：“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庾肩吾推重的“天然第一”的钟繇书法，有自然、古雅之趣。
在文学艺术观念上《诗品》、《书品》同举尚古主义旗帜，推举“自然”之趣，批评过度的工夫与人工雕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五，题材和文辞
《诗品序》云：“夫四言，文约义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与流俗……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自建安以下，五言诗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诗体。《书品序》云“求诸故迹，或有浅深，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自汉晋以后草隶（正）书体至为流行。钟嵘取五言诗，庾肩吾取“草隶”体，皆选当时流行诗体、书体之一类而非包括全部。
若再深入到文句的比较，则更见影响的痕迹。《诗品》评曹植：“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书品》评“上之上”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之书时则有：“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诗品》评王粲：“在曹、刘间，别构一体。”《书品》在评“上之下”阮研之书时也有相似文句：“阮研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虽复师王祖钟，终成别构一体。”；《诗品》评陆云、石崇、曹摅、何劭：“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书品》在评“上之下”的钟会时有很相似的文句结构：“士季之范元常，犹子敬之禀逸少。”《诗品》评沉约：“允为中品之第矣。”“允为”一词则更为《书品》泛用于九品各总评之末。
从上所举数例，可见钟嵘《诗品》从审美趣味、品评方法、组织体例等诸方面，对庾肩吾《书品》均产生了不少影响。这也是诗论和书论相互影响、借鉴和渗透的很好的明证。
